紙箱之所以被關注，往往是因為與其身份不相稱的財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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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玖龍紙業在香港聯交所敲鐘。創辦者張茵以72%的股份，270億元身家擊敗黃光裕，成為當年胡潤富豪榜首富。
胡潤稱她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白手起家者”，當年財富超過了美國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和《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
締造女首富發家之路的，是一個“偏門”行業，廢紙貿易。張茵從美國回收大量廢紙，運回中國生產紙箱，她本人也因此得名“廢紙女王”。
這或許是紙板箱首次因“造富神話”讓公眾側目。而紙箱最近一次登上熱搜，是因為三只松鼠高管偷賣公司86.4萬元廢紙箱被判貪污受賄的新聞。
和許多變得司空見慣的事物一樣，它們被關注，往往因為被與其身份不相稱的財富故事。
在紙箱堆起的龐大商業世界里，溫長奇不過是普通一員，經營著一家不大不小的紙箱廠。小，是相對玖龍、理文、晨鳴這樣的上市紙業公司而言，與嘉興嘉善縣其余100來家三級紙箱廠比起來，老溫1萬多平方米的新廠房，每年4000萬營收，算是相當大的規模。
紙箱行業按照生產范圍將工廠分為三個等級：一級廠涵蓋了造紙這樣的上游環節，二級廠負責生產瓦楞紙板。老溫的三級工廠處于行業最末端，從一級或二級廠買來紙板，加工成紙箱。
三級廠的生產門檻不高。一個家庭小作坊，投入二三十萬元的機器，配上一家人的勞動力，就能開動。按一個普通紙箱0.5-0.8元的純利潤來算，每天生產1000個紙箱，一年能賺取20萬元左右利潤。利薄，但也足夠養活一家人。
曾有紙箱業內人士做過粗略計算，從上游到下游，全國分別有20家、2000家和10萬家一級到三級工廠。不像河南許昌假發或山東曹縣棺材那樣，紙箱行業的各產業環節并沒有一個較集中的集聚地。躋身中國造紙企業20強排行榜的公司，也基本上都散落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可以說，哪里有活躍的商品貿易，哪里就有紙箱廠。
一定程度反映出商品與經濟活躍度的紙箱，1880年代橫空出世后，逐漸取代木箱成為首選的包裝運輸材料。它們被制成大小不一的方盒子，隨著國際貿易遠洋出海，或是伴隨如今已占據全國零售份額1/4的電商行業，包裹超過百億件商品送到全國消費者手上。
2020年，中國開啟了一場前程遠大的碳中和計劃。紙箱作為國際公認的環保包裝材料，自然也成為這場環保革命中的參與力量：它們被改造，成為其它材料的最佳取代者。伴隨全社會品牌及商品數量的增加，紙箱用量日漸龐大，更是必然趨勢。
來自政策、社會、商業，乃至自然的外力，一切從上游至下游傳導的變化，都如投湖之石泛起的漣漪，震蕩老溫以及他工廠里的60多名員工。
漲！漲！漲！
今年剛過去的雙11，并不是困擾老溫的大事兒——往年，客戶臨時的訂單需求，工廠得加班加點才能如期交付。但近幾年，大數據讓商家能提前預估備貨量，對紙箱的需求也愈發清晰。
讓老溫頭疼的，是今年9月連漲數次的紙廠原料價格。紙廠發了幾次漲價函，老溫的朋友圈就轉發了幾條這樣的消息。
每年秋季，都是瓦楞紙和箱板紙市場的傳統旺季，加上雙11前激增的快遞包裝需求，整個紙板市場供不應求。但這兩年，推動原料價格上浮的因素又多了一項：無外廢時代的來臨。
中國人發明了紙，但卻缺少造紙的原料，原生紙漿。目前國內紙業，55%的原料由廢紙回收再造，剩下的則是來自美國或加拿大的原生木漿。
紙板箱行業，更是普遍以廢紙作為原料。低廉的國外廢紙不光有價格優勢——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廢紙比國產廢紙每噸要便宜1000元——還有質量優勢，國外廢紙因為纖維長、緊密程度高，所以回收造的紙，成漿率、出紙率也會更高。這也是張茵去美國收廢紙發家致富的公開秘密。
面對廢紙原材料的缺口，整個產業鏈開始尋找新的原漿來源，混合中國廢紙的纖維，以增加紙板的強度。
大型的造紙廠開始走出去。2018年，玖龍在美國買了4家漿紙廠，山鷹國際也在美國擁有一家收購而來的鳳凰紙業。此外，馬來西亞也是紙漿投資建設項目的熱土，聚集了包括玖龍、山鷹國際、理文造紙、景興紙業和新勝大控股等造紙大廠。
但這些來源還不足以喂飽全國巨大的紙箱需求。原料價格變化直接影響到老溫的生意成本。
從上游進貨、靠客戶買單，他和一眾三級工廠猶如夾心餅干，眼見利潤愈發稀薄。老溫冒出了轉型升級的想法，他要為自己的工廠尋找更大價值空間的商品。
“野生發明家”
溫長奇的辦公室里，一張根雕茶臺、一張紅木辦公桌之外，最吸睛的莫過于放在展架上的紙板動物模型和堆在一角的紙桌、紙凳、紙城堡。如果留心，你還會發現展架也由紙板制成。
這些紙板模型，都是老溫在疫情期間百無聊賴的偶得。從廠里拿幾塊紙板，用小刀劃拉幾下，就是自家孩子的玩具。孩子們對玩具并不長情，而市面上的玩具大都是木制品或塑料制品，處理麻煩：堆著閑置，扔了浪費，只能掛上閑魚，等待買主光顧。
老溫看到了商機。盡管只上過小學，但他與紙箱打了18年交道，對它們再熟悉不過。他成了工廠里所有模型的設計者和產品經理，隨手畫的概念草圖，就能讓設計團隊打磨出一只動物模型。第一個誕生的動物是頭梅花鹿，耗了他三個多月時間。這以后，老溫幾乎每個月都能推出一款新的動物模型，老虎、大象、公牛......
輕而結實，足夠便宜，可以被粉碎、回收、上色、黏合、切割折疊。如此普通，可塑性又極強的紙箱，實際已是國際公認的“玩具”。紐約羅切斯特的國際玩具名人堂里，收藏了不少紙板玩具；一個名為“Imagination”的非營利組織，每年都會組織一次“全球紙板挑戰”，吸引全球100萬孩子參加。
連科技公司們都在擁抱它。2018年，任天堂為它最暢銷的Switch游戲機發布了Labo游戲套裝。與以往屏幕里的虛擬游戲不同，Labo都是用紙板制成的實體玩具，需要玩家自己拼裝組合成釣魚竿、鋼琴或機器人。更早的2014年，尚未搭乘元宇宙東風的VR設備大火，谷歌發布了一款低成本的VR眼鏡：和名字Cardboad（紙板）一樣，它就是讓用戶自己組裝的紙板VR眼鏡。
紙箱是個傳統行業，100多年來幾乎沒有什么形態上的變化。大小不一的方盒子，只為包裝運輸功能服務。
身處行業28年的老溫，并不完全了解這些大公司的動作。但他和它們一樣，在玩具變得越來越復雜和昂貴時，將紙板看作一種可再生的游戲資源，而不是垃圾。這些紙板玩具，也成了老溫紙箱生意的一種“背書”：“玩具這么復雜的結構我們都能做出來，紙箱更是沒什么大不了的。”
除了通過拼插組裝的動物模型，老溫還在盡可能“榨取”一只紙箱的生命：工廠為皇家貓糧生產的紙箱，多了幾道劃痕之后，就可以讓消費者自己動手，將一只完成了裝載使命的紙箱做成一個貓窩。
教育出來的環保意識
老溫和工廠的改變，可以視作商業環境、政策環境變化中，個人尋找出路的故事。他不是第一次被卷入如此宏大的時代敘事里。
辦廠的11年里，老溫幾次見證、親歷了行業的大變動：電商行業興起后，直接來自電商企業的訂單為工廠貢獻了1/4的訂單；幾個外貿客戶，也讓他需要直面不同國家對包裝材料的出口政策。
如果你注意過沃爾瑪、星巴克、聯合利華等國際大公司的年度報告，會發現，它們都在報告中留出大量篇幅，描述公司對環境、多元化等社會責任的貢獻。
它們對公平公正、法律規定、道德要求如此關注，不光是一種政治正確。愛惜羽毛、重視聲譽的動作，往往并非源自利他之心，更多反映出大公司開明的利己主義：成為一家“好公司”，會獲得更多消費者的支持。
不論動機如何，大公司們做出的環保動作，經由公關策略被消費者知道，也成了推動社會環保意識的一股力量。更為關鍵的是，大企業們也在倒逼自己的供應商走向環保。
為了減少包裝廢棄物，在全球擁有超過10000家門店的沃爾瑪曾宣布，要推動全球供應商們在2025年實現100%可重復利用、可堆肥的包裝。這些包裝既包括商品運輸時使用的紙托盤，也包括商品在超市展示時的紙貨架。
老溫的幾個客戶，正是沃爾瑪的供應商。這家嘉善縣的小公司，也因此與國際大企業有了奇妙的鏈接：工廠會根據客戶的需求，生產大小不一、承重力驚人的紙貨架，一平方米大小的托盤，通過蜂窩或榫卯結構的組合和變化，承重能達到1噸以上。
外貿生意人都不會對木托盤和“保麗龍”感到陌生。前者是國際物流運輸時用來堆放、集裝和搬運的工具，后者用來保護商品。全球減碳環保熱潮下，不少國家和地區開始立法禁用保麗龍，需要通過熏蒸除蟲除菌的木托盤也不那么環保。
于是，老溫工廠生產的紙托盤和紙護角，乘著環保東風，成了替代品。
紙箱之所以環保，是因為一只紙箱的生命，可以往復循環20-30次。每次再生后，紙箱的纖維都會被損耗一部分。當紙纖維損耗到無法再生產紙板箱時，可以通過膠水黏合，成為紙護角，在生命末期發揮最后的余熱。
一條環保鏈
環保并非單一維度的概念，一般來說，它有幾種路徑：
1、通過改進生產工藝，在生產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2、減少廢物或廢水排放，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3、實現商品或包裝材料的循環利用。
2017年，由國家郵政局等十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協同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工作的指導意見》，也基本落在這些維度內，目標在2020年，增加可降解綠色包材和電子面單的應用比例，基本建成專門的快遞包裝物回收體系。強制性的國家標準《限制商品過度包裝要求食品和化妝品》也將于2023年9月起實施。
經濟和環境總在博弈，來自政府的力量成了打破這一魔咒的關鍵。事實上，密集推出的綠色環保政策之前，一些企業先嗅到了環保浪潮。
國內的電商平臺和快遞企業，如菜鳥和京東物流，也在推廣電子面單、快遞箱回收計劃，并通過裝箱算法，減少包裝材料的使用。
盡管紙箱已經擁有了一個大體成熟的回收系統。但目前，國內的紙箱僅有20%左右被回收。那些被生活垃圾沾污、或是被貼上封箱膠帶的紙箱，拉低了紙箱的回收率。
2013年成立的“一撕得”，創造了一款不用膠帶、一撕即開的拉鏈紙箱。如今，包括歐萊雅、花西子、小米等都在用這樣的拉鏈紙箱；“箱姑娘”用了破壞開口的劃痕裝置，杜絕封箱膠帶的使用，讓用完的紙箱可以回收利用。
老溫工廠里發生的變化，某種程度受益于大公司的環保教育。國際企業對環保的高標準，拉高了工廠的成本。但老溫總能通過自己動手改造流水線，循環使用作為黏合劑的玉米淀粉，做到了“環保”和“成本”的平衡。
“環保不和貴畫等號，有時候只是更麻煩一些”，從聯合利華走出來的創業者王招慶，和同樣是快消大廠出身的幾名成員一起，成立了Full of Hope。
這些試圖推廣新型生活方式的新品牌們，也更愿意為環保做出嘗試。王招慶們不光用上了老東家教育出來的供應商資源，也經常參加包裝展會。一旦遇到一些專注環保的包材供應商，也更愿意嘗試。
事實上，相比對全球采購體系更嚴格，對供應商穩定性與數量把控約束更多的國際大公司，新品牌們更靈活，在品牌包裝上做出的環保革新，也比大公司要更快。目前，FOH已經在通過太陽能生產、生產時保證0廢排放、循環使用物流箱、包裝上也在使用可降解的大豆油墨。
政策推動、供應鏈變革、品牌愿意改變、消費者愿意買單，這個初步形成的環保鏈條，使得“環保”從一種先鋒的趨勢，變成一項更為普遍的運動。
身處環保鏈條中的溫長奇，也開始為自己的工廠考慮一些更切實際的事兒：
眼下，工廠每年1000多萬平方米的紙箱產量中，之前推出的23個動物模型只占了極小的一部分。他在想，自己要設計的下一個動物，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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