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紙媒來說，‘活著’的真正價值，是能否將內容不斷傳遞給讀者，并且維護讀者的閱讀習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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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對很多人來說，報刊亭已然成為了一個活在記憶中的東西。
10年前，剛剛上大學的邦妮，是范冰冰的忠實粉絲。彼時，只要范冰冰登上時尚雜志的封面，她都會去學校周邊的報刊亭購買相關的雜志。“當時這種時尚雜志特別火，一本的價格是20元，買的人也很多。尤其是像年度特刊、人物專訪這種，如果沒有第一時間去買，經常會買不到。”
邦妮回憶，好在彼時學校周邊的報刊亭很多，“我們學校有兩個大門，分別是東門和北門，我記得當時兩個門的附近，都各有一個報刊亭。除此之外，離學校幾百米之外的小營橋西邊，也有2、3個報刊亭，所以只要是我喜歡的雜志，基本上都會買到。”
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追星”成為了邦妮的“回憶”，買時尚雜志也就成為了過去，報刊亭就更淡出了邦妮的生活。
直到前段時間，遠在成都的朋友拜托邦妮幫忙去報刊亭買一本北京本土的雜志時，邦妮才發現，曾經隨處可見的報刊亭，竟成了罕見之物。“我和我同事在單位附近方圓2公里的范圍，走了個遍，途中只看到了一家報刊亭，但也只是個亭子，基本上沒有報刊在售賣。最終，我并沒能幫朋友買到她想要的雜志。”
事實上，邦妮的經歷，直觀地反應了報刊亭的變遷。
盡管現如今，城市的街道上偶爾還能看到報刊亭，但與曾經的盛況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燃次元發現，盡管報刊亭數量已經不多，但卻并未完全失去客流，對紙質刊物抱有興趣或情懷的人，還是會穿梭在城市中，只為從報刊亭買到一本雜志。
而報刊亭，雖盈利很難，但也仍在勉力維持。
在與多位報刊亭經營者接觸之后，燃次元了解到，銷售報刊只占報刊亭收入的一半，而另一半的收入，則需要靠銷售瓶裝水來獲得。即便如此，如今報刊亭的收入還是讓經營者們捉襟見肘。“很多報刊亭每月的收入或只有幾千元。”其中一位報刊亭經營者無奈地表示。
報刊亭的尷尬境地反映的是紙刊的困境，而紙刊銷售還能維持多久，是擺在所有從業者面前的問題。
誰還去報刊亭
現如今生活在北京的安藍，曾經是《新京報書評周刊》的忠實讀者。
大學畢業之前，由于不在北京生活，安藍都是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來閱讀該副刊的內容。2020年，大學畢業后的安藍終于來到了北京工作，“彼時的我，特別好奇《新京報書評周刊》的紙質版究竟是什么樣子的？”
帶著這份好奇，安藍開始在北京市區尋找報刊亭，想要買一份紙質版的《新京報書評周刊》。但沒想到，兜兜轉轉，跨越了好幾條寬闊的馬路，也走了好幾個面積較大的街區，可就是沒有找到一家報刊亭。
之后，安藍打開了地圖軟件，但循著導航走了近1公里后，眼前確實出現了一個報刊亭，可卻只剩下了一個亭子，和零星幾本早已過期的雜志，就連瓶裝水都所剩無幾。
“報刊亭的確沒有完全消失，但要找到一家雜志品類齊全的報刊亭，卻非常難。”安藍無奈地表示。
與安藍不同，80后的趙明雨經歷了紙媒的輝煌和沒落，也清晰地記得20年前每個月都急切地去報刊亭等新刊的感受。
“我最喜歡讀的雜志是《中國國家地理》《萌芽》和《大眾軟件》。只要新刊一出，我就會去家附近的報刊亭購買。當時這些雜志特別受歡迎，不過好在報刊亭數量多，這家買不到我還能去另一家。”趙明雨表示，但現在，《大眾軟件》已?？?，《萌芽》在報刊亭售賣的數量也已經很少，“盡管《中國國家地理》仍然在報刊亭的貨架上頗為顯眼，但報刊亭數量驟減卻是不爭的事實。”
趙明雨告訴燃次元，隨著紙媒時代的沒落，自己雖然不會再高頻購買紙刊，但看到喜歡的專題，還是愿意專程去報刊亭買一本，之后再認真地翻閱，“盡管雜志內容在手機App上也可購買閱讀，但一方面，幾家主流報刊App只提供年度會員購買，并不提供單期雜志購買。另一方面，相比在手機不斷跳出的信息提醒和無處不在的超鏈接，心無旁騖地閱讀一本雜志，在這個時代，也成了一種不可多得的生活體驗。”
媒體人林楚有著閱讀各類新聞的日常習慣。與普通讀者不同，她不僅每天閱讀各類線上媒體的內容，也時刻保持著對紙質刊物的觀察和閱讀。也因此，每次路過報刊亭，她都會習慣性地去看看最近出刊的各種報刊，也會觀察報刊亭還在售賣哪些雜志。
林楚表示，盡管如今報刊亭數量越來越少，但似乎并不影響主流報刊在報刊亭中的地位，“《南方周末》《新京報》《三聯生活周刊》《讀者》等雜志，依舊被店主們擺在顯眼的位置。”
除此之外，林楚也坦言，在偶像經濟的更新迭代之下，盡管時尚雜志仍然依靠偶像封面維持著不小的存在感，并掛滿了報刊亭的整面展示墻。但相對來說，來報刊亭買時尚雜志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
正如林楚所說，相較于年輕人拋棄了報刊亭里的時尚雜志，老年人對報刊亭的“熱情”似乎并未減退。
家住北京市三環附近的方年，是一位退休職工，而每天去報刊亭購買《北京晚報》和《環球時報》是他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我偶爾也會買買《中國國家地理》。”方年告訴燃次元，自己也有手機，但手機屏幕對眼睛的刺激太大。除此之外，在手機上要找自己想看的東西也很難，“每天下樓遛彎，順便買一份《北京晚報》和《環球時報》，這么多年來了，我已經習慣通過報紙了解社會動態。”
艱難經營的報刊亭
但王東也直言，盡管還有著一批老客戶，可如今的報刊亭與昔日的報刊亭，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如王東所說，燃次元在一個工作日的下午，來到了北京市朝陽區一條主干道旁的報刊亭旁。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里，僅有3人光顧了這家報刊亭，其中兩位年輕男子購買的產品并非報刊，而是瓶裝水。令一位戴眼鏡的老人，買了兩本雜志，裝進自己的買菜兜后，便匆匆離去。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市某熱門商業區附近，四家報刊亭分別坐落在四個路口。來此商業區逛街的年輕人很多，但燃次元發現，來來往往的人群里，卻很少有人會光顧報刊亭。在“蹲守”的一個小時內，其中一家報刊亭，只有一位過路的年輕人翻閱了《故事會》，但并沒有買。在朋友的嘲笑和拉扯下，他買了一瓶純凈水，然后離開了。
經營報刊亭已經有15年時間的王東告訴燃次元，“很早以前，我的報刊亭是開在北京市長安街附近，多年來經過了幾次搬遷，‘落戶’到如今東四環的一個地鐵站旁邊。”
在王東的記憶里，報刊亭曾經“輝煌”過，“在智能手機尚未興起的2000年左右，地理位置優越的報刊亭，一年的收入可以達到十幾萬元。之前我們行業里一直有個傳言，說‘曾經有經營者靠報刊亭的收入在北京買了一套房。’雖然聽起來有些夸張，但彼時報刊亭經營者，確實是一份不錯的工作。”
但如今，不僅報刊亭的數量大幅減少，經營者的收入也僅夠維持日常生活，和一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差不多，但是承擔的工作量和經營風險則讓這門生意顯得越來越不具有性價比。
同為北京某報刊亭經營者的胡越向燃次元分享到，近兩年，自己經營的報刊亭，平均每個月通過銷售報刊得到的收益僅僅只有幾千元。
據羊城網的報道稱，不只在北京，早在2015年，就有人在廣州做過調查。調查顯示，大部分報刊亭經營者的月收入也僅僅維持在3000元。
相比經歷過報刊亭輝煌時代的經營者來說，在半年前承租了報刊亭的林莉，其經營就更加困難。
林莉告訴燃次元，對自己來說，經營報刊亭是一件十分陌生的事，“過去我一直在到處打工，但隨著年紀地增長，找工作越來越困難。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從朋友口中得知可以接手一個報刊亭。也因此，在這個行業最尷尬的時期，誤打誤撞成為了經營者之一。”
林莉告訴燃次元，自己經營的這家報亭，目前每月的租金是6000元，“經營至今，一直在賠錢，今天（溝通當天），我僅僅賣出了4本雜志。”
“如今報刊亭的經營的確是每況愈下，自己也是過一天算一天。”談起報刊亭的經營，胡越坦言，其實很早以前，報刊亭的收入來源就有一大部分不得不依靠瓶裝水，“我經營的這家報刊亭，目前的收入有一半都來自賣瓶裝水。”
胡越繼續補充道，報刊亭的暫停營業也會導致客流地下滑，“和其他實體零售業類似，報刊亭的客群也需要培養，讓顧客養成來報刊亭買雜志或報紙的習慣很重要，但暫停營業哪怕時間不長，也會中斷顧客的購物習慣，導致收入下降。
而對本就勉力維持的報刊亭來說，任何的收入降低都會對經營者帶來不小麻煩。大部分報刊亭經營者都是老年人，當他們談起收入的時候，大都表示，“盡管收入微薄，但在家閑著也是閑著，還是想要出來有點事情做。”
報刊亭減少的背后
但報刊亭的“消失”，并不只是因為其盈利模式的單一和利潤的下滑。
事實上，報刊亭在國內并非一直存在。
盡管早在1904年，香港就誕生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報刊亭，但其它地區，報刊亭的出現要晚得多。在很長時間內，報刊都是以流動攤販售賣和郵寄訂閱為主，而報刊亭真正大規模地出現，是在2000年。
公開信息顯示，2000年，多家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全國城鎮建設報刊零售亭的通知》。彼時，建設報刊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大批下崗工人提供再就業的機會，因此，承租報刊亭的也多是下崗職工。
但隨著城市建設、發展的需要，報刊亭逐漸消失在了城市的規劃當中。2013年4月，鄭州關停了所有報刊亭，成為第一個沒有報刊亭的省會城市。5年之后，2018年4月，上海關停了所有報刊亭。到了2021年9月，常州也宣布，關停所有報刊亭。而其他城市，盡管報刊亭沒有完全消失，但也只能用零星來形容。
宏觀因素之外，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給紙媒帶來了不小的沖擊，而作為紙媒銷售載體之一的報刊亭，顯然也難逃厄運。
與傳統紙媒時代相比，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大的不同可以說就是傳播方式的改變。從PGC到UGC的變化，讓每一位互聯網用戶都可以既是內容的創作者，也是內容的接收者和傳播者。
而在這一傳播方式的影響下，人們的閱讀習慣也逐漸被改變，從各大社交平臺上獲取需要的信息，之后碎片化地閱讀，可以說已經成為了當下各個年齡段的閱讀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通過各年齡段對報紙和智能手機、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這四種上網終端的持有比例，得出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城市居民媒介接觸狀況”大型調查數據顯示，18-24歲的年輕人報刊持有比例最低，僅有19%；25-34歲的人群，報刊持有比例略高，為25％；35-44歲的群體中，報刊持有比例是28%。持有報刊比例最高的群體為45-54歲的人群，但持有比例也不過34%。
讀者持有比例的下滑，自然會導致紙媒發行量下降、經營或從業人員收入劇減，甚至停刊。
作為紙媒記者的羅君燃次元，因為疫情等因素的影響，自己所在刊物的廣告越來越少，這甚至直接影響了記者們的工資水平。
另一位紙媒從業者則透露，2022年，有3家人們熟知的紙刊，其發行量分別下降了10%、20%、40%，“除此之外，近幾年，不少紙媒的命運更加‘悲慘’，由于不再能吸引讀者，或者在新媒體轉型之路上過于遲緩，已經陸續停刊。”
據鯨平臺數據，2022年，《城市畫報》《溫州商報》《孤獨星球中國版》《綿陽晚報》《牡丹江晨報》《今日永嘉·教育周刊》《處州晚報》《重慶熱報》以及鄭淵潔創辦的《童話大王》等雜志均已?？?/p>
但對于這些老報刊的?？?，出報刊的忠實粉絲會在社交平臺上哀嘆幾聲外，大多數人似乎并沒有什么反應。趙明雨是《童話大王》的忠粉，其在雜志停刊的消息被曝出后，火速在淘寶購買了最后幾期《童話大王》。
“就當是給自己青少年的時光留個紀念吧。”趙明雨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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