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圍內消費者對“價值”的定義和衡量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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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時尚市場上充斥著國產千元包火熱的消息，國產千元包品牌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熱度，闖入大眾視野。以設計獨特、質感上乘而備受追捧的山下有松在國內市場持續熱銷，其品牌影響力還遠渡重洋——2024年巴黎時裝周期間，它在潮流腹地高調舉辦限時展覽，吸引了眾多國際時尚人士的目光。
裘真郵差包因電影《好東西》中宋佳的角色使用而成為“女記者標配”，相關筆記閱讀量超千萬。
根據蟬魔方的數據，2025年2月，天貓平臺上售價在千元以上人民幣的女包品牌銷售額TOP 15榜單中，竟有多達7個國貨品牌赫然在列，它們正與我們熟知的YSL、Gucci等傳統奢侈品大牌在同一競技場上爭奪消費者的注意力。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國貨品牌中的佼佼者，如山下有松和裘真，甚至強勢擠入了銷售額榜單的前三名，僅排在輕奢巨頭COACH之后，其實力不容小覷。
市場的熱烈反響也體現在價格的自信上。魔鏡洞察的數據揭示，從2022年第二季度到2024年第四季度，在天貓平臺上，一些深耕多年的國貨女包品牌，如以民族風設計見長的半坡飾族，其產品平均價格從約541.6元上漲至1584.8元；而以植鞣皮工藝聞名的食草堂，女包均價也從295.4元躍升至871.7元，漲幅接近三倍。
這種價格的顯著提升，無疑折射出市場對這些品牌設計、品質以及品牌價值認可度的提高。
千元包及國貨設計品牌的備受青睞，與近年來奢侈品大牌略顯平靜的市場表現形成了某種對照。曾經，“擁有一只大牌包”是許多人奮斗的目標和身份的象征，但如今，關于頂級奢侈品牌爆款難出、增長放緩的消息卻時有耳聞。
很長一段時間內，包括愛馬仕、古馳和迪奧在內的許多著名奢侈品牌，在全球部分市場遭遇了銷售額增長放緩甚至下滑的挑戰。這僅僅是此消彼長或是所謂的消費降級嗎？表面看是價格區間的選擇變化，深層里其實是全球范圍內消費者對“價值”的定義和衡量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從優衣庫鉑金到沃爾瑪鉑金，平替包的全球走紅
要理解這場價值邏輯的演變，不妨先將目光投向國際市場，看看那些被戲稱為平替的包袋是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掀起波瀾的。
時間拉回到2023年的夏天，隨著北半球熱浪席卷，一款來自優衣庫的餃子形單肩包，意外地成為了歐美社交媒體上的頂流。這款售價僅約20美元（折合人民幣百元左右）的尼龍包，因其簡約設計、實用容量和令人難以置信的低廉價格，被年輕消費者們冠以“千禧一代的柏金包”（Millennial Birkin）的昵稱。
僅在5月，“uniqlo birkin”和“millennial birkin uniqlo”的搜索量就激增了5000%以上。這一數字反應出這款包的火爆程度。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到兩年，這款包至少售罄了7次，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在TikTok上，#uniqlobag標簽下涌現了大量關于這款“千禧一代柏金包”的內容。從時尚博主的穿搭展示到普通用戶的日常生活分享，這款包已經成為了年輕一代表達自我風格和生活態度的時尚單品。
無獨有偶，相似的故事在2025年初的美國再次上演。零售巨頭沃爾瑪貨架上的一款手提包，因其簡潔的結構化設計和提手造型，在視覺上與愛馬仕的經典鉑金包產生了聯想。
敏銳的網友們迅速捕捉到這一點，并創造性地將兩者結合，戲謔地稱之為“沃爾瑪鉑金包”（Wirkin = Walmart + Birkin）。這款售價價在78美元至100 多美元之間的仿皮手提包，迅速通過TikTok等社交平臺病毒式傳播開來。
TikTok用戶Kristi Stephens發布的“Wirkin”開箱視頻獲得近900萬次觀看，隨后大量用戶以#WalmartBirkin、#BirkinDupe 等標簽下的視頻引發了大量討論和模仿，內容從驚嘆其“物超所值”、“看起來很貴”，到分享在不同門店“尋寶”Wirkin的經歷，甚至引發了線上線下的搶購潮。
沃爾瑪鉑金包的走紅，更直接地觸碰了平替文化的核心——以極低的價格獲得與奢侈品相似的外觀體驗。
從優衣庫的“千禧一代柏金包”到沃爾瑪的“Wirkin”，再回看中國市場上千元國貨設計包袋的異軍突起，我們似乎可以勾勒出一個全球消費趨勢輪廓：相當一部分消費者，特別是年輕群體，不再將目光完全鎖定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大牌身上。他們開始更加務實，也更加自信地去選擇那些在價格、設計、品質和個人需求之間達到更優平衡點的產品。
價值天平的傾斜，從炫耀性消費到悅己消費
1899年，經濟學家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出“炫耀性消費”概念，人們傾向于通過購買和展示昂貴的物品來彰顯自身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這種消費并非主要為了滿足實際需求，而是為了炫耀，讓朋友和鄰居嫉妒。
這種邏輯下，商品的價格越高、越稀缺、越能代表某種圈層，其炫耀價值就越大。
這種消費心理在過去幾十年間，推動了奢侈品行業的蓬勃發展。根據芮塔·查達和保羅·赫斯本德的估計，在2006年左右的東京，高達60%的20至30歲女性擁有至少一件路易威登的產品。
這說明即便對于并非頂級富豪的普通年輕消費者，也愿意將一個月甚至數個月的工資投入購買一件入門級的奢侈品。這件商品對她們而言，不僅僅是一個包或一件配飾，更是社會地位、經濟能力和時尚品味的象征，是融入某種向往的生活方式或社會群體的“入場券”。
然而，時代的浪潮總在不斷演變，驅動消費行為的底層邏輯也在悄然發生深刻變化。
一方面，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施加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全球范圍內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許多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人，在支出上變得更為審慎。
在美國，社交媒體上興起名為“Undercosumption Core”（低消費核心）的生活方式討論，倡導減少不必要的購買，關注物品的耐用性和真實需求。而在中國，消費降級或者說理性消費的趨勢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消費者在做購買決策時，預算和實用性成為了更重要的考量因素。在這種背景下，動輒上萬元的奢侈品包袋，對于許多人來說，其成本顯得過高。
另一方面，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年輕一代消費者心態的成熟。經歷了信息爆炸和物質相對豐裕時代的他們，對于品牌的認知更加多元，也更不容易被單一的符號所支配。他們不再全然信奉越貴越好的邏輯，而是更加注重商品的質價比。
同時，悅己成為消費的重要驅動力。購買行為更多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真實喜好、審美偏好和情感需求，而非僅僅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或社會的期待。他們開始反思：我真的需要那個印滿Logo的大牌包來證明自己嗎？還是一個設計獨特、品質優良、價格合理、更能代表我個人風格的包，更能讓我感到快樂和滿足？
于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在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的產品，而非盲目追求那個被傳統定義為最好、最昂貴的標簽。選擇千元包或設計出色的平替包，對他們而言，并非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舉，而是一種主動的、明智的選擇。
這背后蘊含著一種時尚消費的平權意識：時尚不應該被少數富裕階層和頂級品牌所壟斷和定義，每個人都有權根據自己的審美偏好，自由地選擇和表達。這種選擇并非意味著“我追不上你”，而是宣告“我與你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已。
時尚營銷模式重構，從明星廣告到KOL種草
消費價值邏輯的轉變，也影響了時尚潮流的形成與傳播方式，進而改變了品牌的營銷策略。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曾提出經典的時尚“滴流理論”，該理論認為，時尚的產生和擴散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社會上層階級為了標榜自身地位，會率先采納新的、獨特的時尚風格，而下層階級出于模仿和向上流動的渴望，會追隨上層階級的時尚選擇。當某種時尚被下層廣泛接受后，上層階級為了維持其獨特性，又會尋求新的時尚元素，如此循環往復。
這個理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是奢侈品大牌營銷的金科玉律。它們的核心策略就是：簽約最具影響力的頂級明星作為代言人，投入巨資拍攝精美絕倫的廣告大片，通過主流媒體（雜志、電視、戶外廣告牌）進行廣泛傳播。目標是塑造一種遙不可及、令人向往的上層生活方式和審美標準，讓大眾消費者仰望、渴望并最終追隨購買。
可以說，“頂級明星 + 高級感廣告”，共同締造了奢侈品品牌曾經輝煌的黃金時代，牢牢掌控著時尚潮流的話語權。
然而，時尚也在流動，歷史上也存在逆流或橫向流動的現象，例如，曾經被視為亞文化的嘻哈風格服飾，最初在街頭社群中流行，最終卻深刻影響了主流時尚甚至高級時裝的設計。
而顛覆傳統模式、加速時尚話語權轉移的，則是社交媒體的崛起。
以小紅書、抖音、Instagram、TikTok等為代表的社交平臺，改變了信息的傳播路徑和消費者的決策模式。傳統廣告的單向灌輸效果被大大削弱，因為用戶可以主動選擇信息，并且更信任來自真實用戶或垂直領域KOL的分享和推薦。
奢侈品牌過去那種依靠明星光環和廣告轟炸來制造高級感和稀缺感的模式，其影響力在觸達和說服年輕一代消費者時變得相對有限。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潮流制造和種草模式。在社交網絡上，可能并不需要一個頂級巨星的代言，而是當大批的時尚博主、穿搭達人圍繞某個主題（如“多巴胺穿搭”、“美拉德風”、“Clean Fit”等）集中分享自己的搭配，并巧妙地露出某些特定品牌的產品時，就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形成一股強勁的網絡時尚風潮。
這些由用戶內容驅動、算法助推形成的趨勢，往往能直接轉化為對相關品牌的關注和購買意愿。許多新興品牌，包括那些優秀的千元包品牌，正是抓住了社交媒體的紅利，通過與KOL/KOC合作、鼓勵UGC等方式，高效地觸達目標消費者，并建立起品牌認知度和好感度。
對比來看，奢侈品的傳統營銷更像是精心策劃的明星+廣告的飽和式攻擊，試圖從頂層向下輻射影響力；而社交網絡時代的種草則更像是一種分布式的、由點及面的滲透，通過短時間內大量KOL/KOC對某種風格或單品的集中展示，引發群體性的模仿和追隨。
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時尚話語權的平權。時尚的定義權和傳播權，不再僅僅掌握在少數精英設計師、時尚編輯和品牌巨頭手中。每一個擁有獨特審美和分享能力的時尚博主，甚至每一個樂于分享穿搭的普通用戶，都有可能參與到時尚潮流的創作和傳播過程中來。時尚因此變得更加民主化、多元化。
消費降級下，奢侈品的未來愈加艱難
千元包與平替包在全球范圍內的悄然崛起，并非孤立的市場現象，它恰恰發生在全球奢侈品行業面臨嚴峻挑戰的時刻。根據貝恩公司與意大利奢侈品行業協會Altagamma聯合發布的報告，全球個人奢侈品銷售額在2024年預計萎縮2%。這一下滑雖看似幅度不大，卻是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該行業首次遭遇如此顯著的整體性挫折。
行業的寒意也反映在頭部集團的業績上。無論是LVMH集團還是開云集團，在2024年的財報中都不同程度地顯現出增長放緩甚至下滑的跡象，旗下核心品牌的表現也承受壓力。
盡管一些市場分析機構預測，奢侈品市場或許能在2025年迎來小幅復蘇，但這所謂的復蘇，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過去幾年相對低迷增長基數的襯托，是否能代表行業真正重回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仍需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在此背景下回看千元包的火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結為經濟下行周期中消費者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選。它更像是一個關鍵的節點，一個觸發更廣泛消費者覺醒的契機。
當經濟壓力促使人們開始審視每一筆支出的價值時，當設計獨特、品質可靠且價格合理的千元包提供了令人滿意的替代體驗時，消費者便開始進行更深層次的比較和反思。
經過幾年消費降級的洗禮，消費者對價值的理解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和務實。他們逐漸認識到，商品的價值并不僅僅由品牌標簽和高昂價格來定義，過度依賴品牌符號進行身份構建的傳統奢侈品消費邏輯，其意義正在被不斷審視甚至消解。當人們發現無需花費巨額代價也能獲得設計感和品質感時，為品牌Logo支付高昂溢價的意愿自然會降低。
千元包的走紅，可能預示著一種更長期的趨勢：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一代，將越來越少地為純粹的消費符號買單。他們學會了分辨營銷泡沫，洞察價值本質。當消費者高喊出“我不是買不起，只是覺得不值”時，奢侈品曾經牢不可破的光環，將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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