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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四年花了不少時間做城鄉調研，既包括寧波、蘇州、成都、杭州、佛山這樣的發達地區，也包括安徽臨泉、河南鹿邑、青海海晏、湖北神農架、山西偏關這樣遠離沿海的縣域。

慢慢地，對未來城鄉中國的發展，形成了一些想法。

下半場：緊迫感和新思維

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發展主線是市場化、城鎮化、工業化、國際化等，其背后最重要的支撐則是人口紅利。

大邏輯就是：人口紅利帶來高儲蓄率，高儲蓄率帶來高投資率，進而帶來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的大發展。

但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除少數大城市和現代化城市圈，普遍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這有周期性、結構性原因，也是人口結構變化和人口流向使然。

我在《逆風的紅利與順風的包袱》中寫到城市的資產閑置，其實農村的閑置更嚴重，比如外出打工者在老家蓋房子或置業，新房一年大部分時間都鎖著，只是逢年過節回來住一下?；氖徍偷虮值拇迩f不在少數。

縣域經濟的自生能力堪憂。通過脫貧攻堅，三農有了極大改善，但農村人口老化、年輕人外流等狀況很難從根上解決。有點“一步后，步步后”的感覺。先富帶后富，方方面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后富要趕上來，能形成自我循環，很困難。浙江這樣城鄉發展比較均衡的地方并不多。大部分內陸地區，縣域的正常運轉主要靠財政轉移支付。

一位內地農村的養殖業企業家對我說：“政府希望我們多解決一些村里的就業，不是我們不解決，是人家不跟我們干?，F在村里65歲以下的都叫年輕人，我們提供的薪水比沿海并不低多少，也招不到人。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和過去不一樣了，覺得在山里、村里上班太偏僻，太苦，還是要去城市。”

一位內地縣領導說：“最苦惱的是兩件事，一是缺投資，缺好項目，缺外來力量的帶動；二是教育，縣里的孩子們考到外邊就不回來了。”

我所說的“城鄉下半場”，是指城市大興土木、外延擴張的高峰期開始退潮，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已經趨弱，無論城鄉，今后的發展都要從要素與投資驅動，轉向價值與創新驅動；同時，要真正實現先富帶后富，內循環必須是雙循環，即把現代化城市圈、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有機結合，城和鄉在一個框架內一體謀劃，讓各類要素雙向流動。

我特別想說的是，城鄉雙循環，先富帶后富，關鍵不是“富”而是“先”——先富地區固然要用“富”（資金、訂單）幫扶后進地區，更重要的是要用先進思維、先進方法之“先”帶動后進地區的人的變化、思維和行為的變化。

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向大城市集中，比如日本的結構就是“大東京+東京之外”。以核心大都市為中心的現代化城市圈才是可持續增長的引擎，也是人口的自然集聚地。當外地人口流向這里后，外地的人均GDP自然會提高（因總人數減少），這就自然達成了城鄉差距縮小的目的。

這一思路暗含的邏輯，是很多地方再怎么努力也發展不起來，先天條件就不適合發展，硬發展實際是浪費資源，不如多花力氣，在那些更適合發展的都市圈大力發展。

這種邏輯很合理，因為幾大都市圈是稅收的主要來源，它們站住了，發展好了，國家才有能力向其他地區轉移。它們是發展的主體。但調研的地方越多，覺得這種邏輯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經濟并不是唯一的邏輯。一個地方的發展，除了經濟，還有國家治理、國家安全、民族、社會、文化等邏輯。而且全國是一盤棋，地方之間的聯系是多樣化的，也不可能割裂；

其次，人口高度集聚型的城市化是不是唯一的發展道路？人口不多的地方是不是就沒有希望？好像也不是這么簡單。國外有不少人口不多的小鎮，也有很好的生活。中國有的地方自然條件太差，確應輕量發展、減量發展，但無為而治、放棄就算了，現在還不能下這個結論，思想上還不能滑坡；

最后，隨著環境和形勢的變化，原來條件薄弱的一些地方，未來可能有新的發展機遇。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腹地要加強，對一些內陸地區就是機會。

而且就我的觀察，很多內陸的縣域，歷經幾十年投入，基本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已經不錯了，也有有價值的資源，水已經燒到六七十度或七八十度，如果有創造性的辦法，再燒一陣可能就燒開了?，F在絕不能拋棄、放棄。

所以我對城鄉下半場發展的基本態度，一是無論城還是鄉，都要有緊迫感；二是要有新思維，不能再沿襲堆硬件、堆規模、熱于投資、疏于運營、低于效率、冷于回報的老路子；三是要抓大（幾大都市圈），但還不能放?。ń洕筮M地區）。

城市更新：以人為本，以創造力為本

城鄉下半場，很多過去的想法和做法都要更新。

過去，空間少，人多，所以房子、商場只要建起來，不愁沒人來?，F在，如果不做好“內容”和運營，空間就真是冷冷清清的“空”的“間”。

這幾年各地都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最近自然資源部辦公廳也印發了《支持城市更新的規劃與土地政策指引（2023版）》。我們過去幾十年建了別人要花幾百年才能建起的房子，但因為建得太快，也有很多不合理、不可持續的問題與隱患?，F在，別人的房子還在，我們卻要推倒重來了。

12月10日參加2023中國城市更新論壇，聽到不少案例介紹，核心都是要回到人，以人為本，注重運營。

城市更新專家、華高萊斯公司董事長李忠指出，城市更新不是為更新而更新，而是為抑制衰退而更新，只有讓一個城市變得有趣，年輕人才會向往。因此不應以地定人，讓年輕人去郊區工作，而應以人定地，發力都市產業，讓年輕人在城區就能成就事業夢想，將工作和生活更好地融合起來。比如過去是水平分布的低端產業區，現在可以改造為垂直生長的科技創新園，植入城市智造、摩天工廠、研發設計等要素，“上下游就在上下樓，上下游在樓里，產業鏈在園里”。

李忠還說，不要以為只有寫字樓才是生產力，年輕精英的單身公寓更是生產力，為年輕人才打造定制化的生活社區，才是讓年輕人才留下來的關鍵。

城市更新當然不只是年輕人的世界，隨著老齡化加速，養老也是巨大的空間。關鍵也是要回到人，以人為中心，洞察老人心，滿足老人愿。

我在日本東京看過幾處城市更新項目，都非常熱鬧暢旺。日本線下商業活力強，一個原因是電商效率低，人工貴，所以快遞動不動要三四天甚至更久才能送到，那還不如到線下買。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線下的便利性和吸引力。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六本木之丘（Hills），地上54層，地下6層，是舊城改造的都市中心綜合體，理念是“垂直花園城市”（Vertical Garden City）。開發商森大廈在詮釋這一理念時，充滿詩意地寫道——

這就是六本木之丘的立場，希望給在東京奔波的人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和更多的人性溫暖。改造前，這里90%的土地都是低層住宅，整個區域只有10%的公共空間和綠地。改造后，整個地塊的地下和地上空間得到充分開發，在原有地塊77%的土地面積上創造了76萬平方米的使用面積，其余23%的面積用于綠化、公園和公共活動場所，綠化率由之前的14.2%上升到25%。更新后的六本木是東京新的文化中心，每年游客量遠超東京迪士尼樂園。

在下半場，一個城市的經濟競爭力，越來越取決于文化生活的軟實力。前一段聽蘇州的朋友說，蘇州奧體中心體育館今年的演唱會全部排滿，極其火爆，蘇州工業園區正在建設現代文化產業示范區，建設游戲版權、演藝娛樂、影視創制、文體旅消費四大中心。我想，再過幾年工業園區就會成為文化工業園區了吧。

這兩天有新聞說馬斯克已向慈善基金會捐贈了1億美元，用于在德州奧斯汀建一所以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為重點的學校，主要面向小學至高中適齡學生，最終目標是創建一所致力于最高水平教育的大學。他還在奧斯汀外購買了數千英畝牧場和農田，計劃建一座小鎮，叫“蝸牛溪”（Snailbrook）。奧斯汀現在很火，被稱為“硅谷2.0”，蘋果、facebook、谷歌、甲骨文、特斯拉、AMD、IBM等紛紛來建廠、建園區，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文化方面的吸引力。

每年3月，奧斯汀都會舉辦“西南偏南”音樂節（SXSW)，為期10天，吸引約30萬人參加，不僅包含科技、音樂、影視、交互式多媒體、藝術等多元素，也是潮流生活、消費方向以及先鋒產業的風向標。Twitter、Snapchat曾在這里一炮而紅，Siri（被蘋果收購）、Wildfire（被谷歌收購）、Kabbage（被美國運通收購）也最早在這個平臺上獲得曝光。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這應該作為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則。

農村創生與城鄉循環

鄉村振興也需要從如何提高對人的吸引力、提升鄉村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的角度做文章。秦朔朋友圈在這方面有大量報道，從河南修武的鄉建美學、?？诨鹕酱謇笾ζ放频拇蛟斓綔刂萏╉樄糯迓涞谋Ｗo、煥新與推廣，每一處有創造力的鄉建鄉創行動，都讓我們感動和欣喜。

我一直關注日本的鄉村振興。日本的企業管理有“三大神器”，鄉村振興則有四大支柱，即日本農協、鄉村基建、市民下鄉、一村一品。日語里鄉村振興叫“地方創生”，目的是發揮地方特色，發展出最適合的在地經濟。1979年最早提出一村一品理念、時任大分縣知事的平松守彥在其著作《技術密集城市探索》中，這樣闡述一村一品的目標——

很多日本鄉村為什么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樂此不疲地探尋和體驗？因為它們在技術和人才上一開始就按國際化、世界級的標準要求自己（至少有這個追求），所以無論是度假體驗，鄉村藝術節，農產品品牌，都能做到極致，“主動創造出生機”。

四國地區的馬路村，四周被1000米以上的大山環繞，卻打造出“香橙之村”的品牌；

長野縣的阿智村，沒有任何工業，但因為山脈遮擋了村落和城市的燈光，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星空。這里就以星空為主題，打造星空夜游的產品，建起了星空村咖啡館、觀星場所“天空的樂園”，還有星空光影秀，并一年四季策劃舉辦不同的活動，成為了日本“星空最閃耀的地方”；

日本有的鄉村種香菇，如拳頭般大小，口感如鮑魚，被稱為品質最好的香菇；有的盛產優質栗子，成為“栗中之王”；有的種網紋瓜，有“蜜瓜界的LV”“水果中的勞斯萊斯”之稱?？偸且涯硞€單點做到第一，而這要依靠那些有工匠精神的人，那些敢于挑戰常規的人，那些有創造力的人。

盡管如此，還是改變不了年輕人外流到東京等大城市、老人更多留守的趨勢。日本75歲以上的高齡者中，持有駕照的人年年上升，原因之一就是住在偏遠農村、子女又不在身邊的老人，出門、購物、工作都離不開私家車。雖然由此帶來交通事故的上升，但又不能不給他們駕照，因為汽車就是他們的腿，就是他們的菜籃子。

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加強城鄉間的循環。日本鼓勵市民下鄉，還出臺了一種“故鄉稅”，鼓勵城市居民向自己的故鄉（或其他任何地方）捐贈本應向實際居住地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和居民稅。

居民給故鄉的捐贈資金中，個人負擔2000日元后，超過的部分從個人所得稅和居民稅中進行扣除。捐贈者可通過直接申請或網絡申請，向意向地政府申請捐贈，捐贈款項可直接支付給意向地政府，也可以通過納稅綜合網站等中介進行支付。支付完成后，由受捐方出具捐贈資金到賬證明，并贈送給捐贈者禮物，捐贈者根據捐贈證明，進行個人所得稅和居民稅的捐贈扣除申請，再由其居住地政府進行相關扣除。

“故鄉稅”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促進了故鄉的禮物經濟的發展。2015年起，日本政府逐漸要求受捐地政府提供的禮物必須是當地生產的產品或服務。這就帶動了當地企業的發展，可以創造更多稅收，其中的一部分又會流向鄉村。

這樣做，是不是傷害了原本應該納稅的地方的利益呢？肯定有一些，但該損失中的75%可由中央政府補償，也就是大頭由中央埋單了。另外的25%，我覺得，很多從故鄉一步步奮斗到大城市的人，相當于“永久轉會”了，這點“故鄉稅”就算是對人才培育地的補償吧。

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提出過，需要在先富區和后進區之間建立更多、更緊密的循環機制。不是簡單給錢，簡單給錢的后遺癥很多，比如有些后進地區從外地買一些糧食，加個包裝，說是當地特產，再加價賣給承擔對口幫扶任務的先富區。這是很糟糕的、傷及信任的做法。還是要走生產性創新之路，創生之路。

先富帶后富，要害是怎么帶。后進區不要只是盯著人家的錢袋子，而要盯著人家的腦瓜子。最近聽一個發達城市的企業說，該市和旁邊的一個相對落后城市共建了一個合作區，但因為行政對等，各執一詞，幾年都沒有什么發展，最后省里明確由發達城市主導，該市把一批制造型企業找來，說，“你們不是都缺乏工業用地嗎，就到這里吧”。很快，合作區的面貌為之一新，產業如火如荼。

用先進性來帶動，盤活、激活后進區的資源和潛在價值，讓創新型企業家當主角，這才是大道。

此外還有一個感覺，現在先進區調動到后進區的高層領導（如省市一級）比較多，但執行層才是具體做事的，這方面應該有更多交流流動，以使后進區的實際操盤能力有切實提升。

城市要更新，鄉村要創生，城與城、城與鄉要在雙循環上構造出一系列的新機制，新方法，而且要以價值創造、生產性創新的思維為主導，而不是光想著轉移。

這樣的話，中國城鄉的下半場，就能再次激活，更新，激發新動力，迸發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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